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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有些地區會凍結戶口，暫停辦理入戶和分戶，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便于統計拆遷補償對象。但現實中有些家庭在戶口被凍結后出現婚姻嫁娶、嬰兒出生等情況，此時家庭新增的人口是否可以算作拆遷的補償對象呢？

北京市某區因軌道交通建設需要對部分集體土地實施征收拆遷，王某所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拆遷范圍。該戶院宅在冊人口共7人，包括王某的兒媳和孫女。因與王某未能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該區土儲分中心向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申請裁決。

后該區住建委作出被訴行政裁決，以王某兒媳、孫女的戶籍遷入時間均在拆遷戶口凍結統計之后、不符合此次拆遷補償和回遷安置方案中確認安置人口的規定為由，將王某戶的在冊人口認定為5人。王某不服，訴至法院，請求撤銷該行政裁決。

一審、二審法院觀點不同

 一審法院認為，王某兒媳與孫女的戶籍遷入時間均在拆遷戶口凍結統計之后，被訴的行政裁決對在冊人口為5人的認定并無不當，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王某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北京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第三項有關“用地單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準文件后，可以向區、縣國土房管局申請在用地范圍內暫停辦理入戶、分戶，但因婚姻、出生、回國、軍人退伍轉業、經批準由外省市投靠直系親屬、刑滿釋放和解除勞動教養等原因必須入戶、分戶的除外”。

本案中，王某兒媳因婚姻原因入戶，其孫女因出生原因入戶，不屬于上述條款中規定的暫停辦理入戶和分戶的范圍，不屬于因擅自辦理入戶而在拆遷時不予認定的范圍。因此，該區住建委的行政裁決將王某戶的在冊人口認定為5人，屬于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二審法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及被訴的行政裁決，并責令該區住建委重新作出處理。

在集體土地征收拆遷當中，安置人口數量的認定關乎被拆遷農戶財產權利的充分保護。實踐中，有些地方出于行政效率等方面的考慮，簡單以拆遷戶口凍結統計的時間節點來確定安置人口數量，排除因婚姻、出生、回國、軍人退伍轉業等原因必須入戶、分戶的特殊情形，使得某些特殊人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

在王某訴該區住建委拆遷補償安置行政裁決案中，二審法院通過糾正錯誤的一審判決和被訴行政行為，正確貫徹征收補償的法律規則，充分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同時，也體現了國家對婚嫁女、新生兒童等特殊群體的特別關愛。

不宜簡單以舉證不力為由將原告拒之門外

 不動產征收當中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犧牲正當程序。不作書面決定就直接強拆房屋的事實行為時有發生。按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起訴人證明被訴行為系行政機關而為是起訴條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機關在強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達任何書面法律文書，起訴人要想獲得行為主體的相關信息和證據往往很難。不能在起訴階段證明被告為誰，有時會使產權保護陷入僵局。

那么該如何破局？我們再來看下面這個案例。　　

陸某在取得江蘇省泰興市某街道138平方米的集體土地使用權并領取相關權證后，除了在該地塊上出資建房外，還在房屋北側未領取權證的空地上栽種樹木，建設附著物。一日，陸某后院內的樹木被人鏟除，道路、墩柱及圍欄被人破壞，拆除物被運離現場。當時有該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在場。此外，作為陸某持有權證地塊上房屋的動遷主體，街道辦曾多次與其商談房屋的動遷情況，其間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遷事宜。

陸某認為，在無任何法律文書為依據、未征得其同意的情況下，街道辦將后院拆除搬離的行為違法，因此以街道辦為被告訴至法院，請求判決確認拆除后院的行為違法，并恢復原狀。

法院認為，涉案附著物被拆除時，街道辦有工作人員在場，盡管其辯稱系因受托征收項目在附近，并未實際參與拆除活動，但未提交任何證據予以證明。

法院調查了解到，陸某房屋及地上附著物位于街道辦的行政轄區內，街道辦在強拆當天白天對有主的地上附著物采取了有組織的拆除運離。作為陸某所建房屋的動遷主體，街道辦具有推進動遷工作、拆除涉案附著物的動因，因此，從常理來看，街道辦稱系單純目擊而非參與的理由難以成立。據此，法院推定街道辦系該次拆除行為的實施主體，確認其拆除陸某房屋北側地上附著物的行為違法。

從上面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在行政執法不規范造成相對人舉證困難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不宜簡單以原告舉證不力為由拒之門外，在此類案件中要格外關注訴權保護。二是事實行為是否系行政機關而為，人民法院應當從基礎事實出發，結合責任政府、誠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邏輯作出合理判斷。